检察机关通过借力大数据，可以由传统的个案监督向类案监督进行转变，有助于对某类案件形成较为统一的适用标准，减少重复劳动，提高司法工作效率。但是，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中借力大数据还远远不足，也存在着诸多问题，检察机关部分检察人员未能及时转变思维，未能牢牢树立数字思维开展法律监督工作。如何以数字检察人才为着力点，培育和引进“数字赋能监督，监督促进治理”的大数据法律监督人才也成为解决类案监督困境的关键点。

数字应用中类案监督面临的现实困境

一是系统思维未得到贯彻。检察机关部分检察人员仍未转变思维，对大数据能够更好地助力法律监督持有怀疑的态度，学习大数据相关知识主动性不足。此外，部分检察人员对存在畏难怕难的情绪，认为数字检察是应该由技术人员来完成，不愿意参加数字检察的相关培训，不熟悉类案监督平台的运用，在建立数据模型时只依赖人工筛选数据，面对海量数据和并联模型时传统方法就显得捉襟见肘。运用大数据在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，检察人员转变思维成为了重中之重。

二是缺乏大数据应用人才。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，在招录和调动时优先考虑法学专业的人才，从而导致缺乏计算机专业的人才。这类业务办案人员在获取了相关的数据后，也不会利用信息系统对该类数据进行研判分析，只能依靠人工筛查案件线索。而且，检察机关内部的技术人员一般只负责技术维护方面工作，少有从事过相关的业务工作，内部之间的交流缺乏，并不会涉足到相关的案件，更不会将所获得数据利用技术手段进行分析研判，类案监督能力受到较大限制。那么，如何解决大数据应用人才紧缺的问题，成为数字检察工作得到质的提升的关键。

推动类案监督纵深发展的路径思考

第一，更新理念，让系统思维引领法律监督。不断提高检察人员对“数字检察”的认知水平，克服对数字检察的消极和恐慌的心理，主动了解和学习数字检察的相关内容，不断强化类案监督意识、数据运用意识、“三查融合”意识和参与社会治理意识，以新理念打开思想、认知和发展新空间，实现从“要我变革”到“我要变革”“适应变革”到“引领变革”“承载压力”到“释放压力”的跃升。数字化改革不仅是个“器”，更是一个“道”。也就是说，数字检察发展不仅给类案监督提供一个搜索工具，更关键的是挖掘类案监督的思路和方法。这些方法类似于侦查式作战，发现问题线索后建立指挥中心，集中业务骨干进行专项攻坚，充分运用审查、调查、侦查的“三查”手段，跳出卷面审查到相关单位调取材料，甚至在涉案场所蹲点摸排，把违法事实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，针对深层次的问题搜集证据，并运用数字化平台进行数据对比碰撞，才会得出具有影响力的类案监督效果。在开展专项法律监督时会遇到各种困难，例如行政机关的不配合、收集的资料掺杂大量噪音数据等，但是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才是制胜关键，如旁敲侧击了解情况、调取替代性证据、以双赢角度开展合作谈判等方法解决困难。所以，真正推动法律监督提质增效的，不仅是数字化改革所带来的工具性便利条件，更是“万物互联”的系统思维和“溯源治理”的监督理念。

第二，学用并举，培育数字检察复合人才。大数据法律监督不仅检察技术人员才能掌握的技术，更是业务部门干警应掌握并熟悉运用的方法。在推进数字检察业务时，少部分干警会有畏难情绪，认为数字技术是检察技术干警或者学编程专业的干警才能掌握，业务部门干警掌握不了，所以在开展大数据法律监督时就会有“等技术人员实证分析结果、靠技术部门建模”的思想。然而在数字化改革下，大数据法律监督贯穿了检察官的日常办案，要做到“人人都懂、人人会用”才能缩短线索发现周期，提高类案监督效能。检察机关要紧紧把握“以数字赋能法律监督”的核心主题，通过开展数字检察全员培训、大数据法律监督应用模型评比等方式，全面提升检察人员运用数据、熟练操作应用平台的能力，培育一批“数字检察复合人才”。此外，把数字化法律监督作为“一把手”工程来抓，建立数字检察指挥中心集中调动办案资源，形成“业务部门干警在办案中发现线索——汇总到数字检察指挥中心研判监督价值——抽调业务骨干进行阶段攻坚”的运作模式，让每名业务干警都掌握数据筛查和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的运用，使业务与技术实现深度融合，在数字化浪潮中提升类案监督和系统治理的新高度。